本文作者
孙瑞祥，1958年出生，复旦新闻系78级，三级教授，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教学名师，天津市精品课程主持人，天津市品牌专业负责人。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圆 梦 • 缘 分
我与经济消息报的故事
作者：孙瑞祥
其他
职场 | 孙瑞祥：1982年大学毕业遭遇“拦路打劫”，我两栖人生四十秋
孙瑞祥，1958年出生，复旦新闻系78级，三级教授，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教学名师，天津市精品课程主持人，天津市品牌专业负责人。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今天是2020年7月3日，36年前的今天，1984年7月3日，经济消息报在承德创刊。它不仅是河北省第一张专门反映社会经济信息的报纸，在全国也是较早创办的经济信息类报纸，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不曾想，正是这张报纸的创办，圆了我的记者梦，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段华彩乐章。
1984年7月3日 全省第一张专门反映社会经济信息的报纸《经济消息报》在承德创刊
这要从一段往事说起。我对记者职业的向往由来已久，在我小学时父亲告诉我一个名词，记者是“无冕之王”。就是这句话，成为我1978年高中毕业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最原始动力。
大四毕业分配前我便“自找婆家”，与家乡的天津日报社联系妥当，还在“天津日报通讯”上发表了论文习作（1982年9月第五期）。原以为这一辈子学新闻、当记者、走南闯北逍遥自在顺理成章了。
岂料节外生枝，在我毕业“二次分配”（先到天津市人事局干部调配处报到，然后再听调遣）时，天津师范大学出面“截和”了，一下子击碎了我的记者梦。
早在1959年，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前身）就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由师范院校设立的新闻学专业，1980年恢复招生时师资非常短缺。当时，全国正在大学新闻系读书的1982届天津籍毕业生共有三个人，两个在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是我在复旦大学，三个人中只有我入学前是应届高中生，没有工作经历，属于毕业分配的“自由人”。
1982年春，时任天津师大新闻学专业主任的赵传蕙老师得知复旦的一个“新闻科班”要分配到天津日报，当晚就来到时任天津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石坚同志家里“要人”。
赵主任恳切地说，这个毕业生我并不认识，他分配到报社充其量是个好记者，但如果他当了教师，就可以培养众多好记者。一席话最终说通了石坚同志。
接到天津市人事局一纸调令来天津师大教书，起初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四年的新闻本科学习培育了我的“记者情结”，如今刚出校门就成了教书匠，情绪落差很大，寻找机会拿个记者证过把记者瘾，成为我当时的迫切愿望。
事有凑巧，1983年秋，学校派我带领新闻学专业10名大四学生到承德群众报（后更名为承德日报）实习。在接下来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同学们吃住在报社大院，结识了杜祖亮、张书田等报社领导以及众多编辑记者，承德人的宽厚朴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就在我们结束实习的转一年，脱胎于承德群众报的经济消息报应运而生。
经济消息报是一个全新的体制，由国内贸易部主管，中国经济信息报刊协会主办（一度改为国家物资总局主办），国内外发行，周三刊，杜祖亮为社长兼总编辑。报社早期发展势头很猛，在全国多个重要城市租购办公用房、招聘记者、设立记者站。时间不长就在北京朝阳区百子湾购地，总社人员悉数从承德迁入北京。
1986年经济消息报在天津设立记者站，地址在天津河北区建国道109号，首任站长姓梅。不久，承德群众报副总编辑张书田退居二线到天津接任站长（张书田先生是离休干部，2016年去世），与他同行的助手是承德群众报年轻记者赵汉夫。
1986年经济消息报在天津设立记者站，地址在天津河北区建国道109号
由于我们早已彼此熟知，所以他们一到天津就约我见面，请我考虑可否到记者站协助工作，这个动议当然是正合吾意。
我分析了当时的几个有利条件：我们新闻学专业是隔年招生，班级少，教学任务不重；大学教师不坐班，时间好支配；我开设的是新闻采写业务课，多参与新闻实践有利于教学；我当时家住河北区民生路，距离记者站很近……说到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实现我的记者梦，如此难得机会岂可放过。
在记者站我先是做特约记者，不到两年就担任了副站长，工作上感觉得心应手。
1988年海南建省，友人邀请我到海口筹建海南日报，考虑到可能水土不服，特别是记者站工作渐有起色不忍舍弃，于是婉拒。
90年代初，张书田、赵汉夫相继离开天津回到承德老家。非常感谢张书田先生的推荐，报社任命我担任站长，一个人扛起了记者站重任。
记者站作为新闻单位的派出机构，人员不多，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主要有四项任务，一是采写新闻，二是报纸发行，三是承揽广告，四是通讯联络和送往迎来，集记者编辑公关策划推销员于一身。
经济消息报的采访范围很广，工商企业、财经金融、科技文化、农场乡镇……既要跑点，又要跑面。当时天津的行政区划是市中心六区、环渤海三区，还有四郊五县，几年间我基本都跑遍了，市政府所属涉及经济工作的部委局办，也是我们的采访重点。
记者站工作需要拳打脚踢的多面手，非常锻炼人。优点是工作相对独立自主，采访面广，不受分工限制，上下沟通方便；难点在于报纸发行和承揽广告。
经济消息报不属于中央级重要报刊系列，没有红头文件指导报纸发行，只有靠我们与地方宣传部门和一些部委局办逐一沟通。邮政局也是工作重点，通过他们的推介可以获得一些订户。我当时在大学主讲新闻采写、广告策划和公共关系课程，这些方面的知识储备在记者站工作都派上了用场。
记者站四项任务，核心就是与人打交道。交友之道，唯真唯实。唯真，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新闻；唯实，可以广交朋友，解决难题。我多次组织联谊活动，邀请区县宣传部门负责人和通讯员到承德和北京总部游览交流增进感情。
每到发行季节，我独自一人开着一辆红色大发车到四郊五县挨家拜访。到郊县办事免不了被请去喝大酒，朋友熟了有时就开玩笑：多喝一杯，你们报纸发行量就能增加一百份。当时有一种酒，瓶签上有一棵松树图案，朋友见面总是要说：今天咱们要砍倒几棵小松树啊。喝酒真是管事儿，随着我酒量的逐年递增，报纸发行量也在递增，人送外号“六两汾（酒）”，酒后还可以独自驾车百十公里返回，现在想想真是后怕。
承揽广告更是不易。那时报社全靠广告收入维持运行，记者站每年有几十万的广告任务，压力很大，我与广告结缘就始于这里。那时经营广告需要有从业资格，1993年我参加了国家工商局组织的第一期广告专业技术岗位资格培训，戏称“黄埔一期”。
那时成立广告公司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有资质人员，我的资质证书曾被几个广告公司借去注册使用。为了便于开展广告经营活动，1993年我以记者站为依托开办了“天津市创意物资商贸公司”，自任总经理。1995年我协助加籍华人朋友与天津市天师公司合作创建“中外合资塞纳尔特分色片制作有限公司”，出任外方董事兼副总经理，从事广告策划制作印刷业务。
1996年我出版论著《广告策划与创意原理》，获得天津市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青年佳作奖”（1999年）。2008年我主持的课程“广告策划创意学”被评为“天津市精品课程” 。2012年我开始接任天津师大广告学系主任职务……那些年我以记者站为平台，将广告经营、广告教学和广告研究融为一体，拳打脚踢平衡兼顾，收效不错。
记者站没有总社拨款，全靠广告收益维持开销。几年间，我们用广告经营所得分成添置交通和通讯工具，先是木兰轻骑，然后是重庆80摩托，1991年购买了天津大发箱式汽车（5万多元）。手机从摩托罗拉、诺基亚到爱立信不知换过几茬。作为兼职做记者的高校教师，我骑摩托、开汽车和使用手机的时间都是较早的，学商双栖自得其乐。
说来也好笑，我是先买的汽车后学的驾驶。新车买来停放在家门口墙根下长达半年之久，拿到驾照兴奋不已，这才发现车轱辘早被人卸下一只，一直用砖头垫着看不出来。
我1991年秋冬学习驾驶，在天津市妇联开办的国际女子驾校（西青区侯台），大货驾照培训费4500元，历时近四个月时间，每周去一次。当时中国记协统一制作了新闻采访车专用金属标牌，需要时放在挡风玻璃前很是管用，一般性违章警察都是高抬贵手得过且过。
记得从1992年驾驶大发，10年间只有一次罚款（逆行罚款5元）。开大发的一大好处是方便钓鱼。那时经常到乡镇采访，到处都是养鱼池，车上常年放着渔具，得空儿就钓上几条，找个农家乐原地消化掉。
报社还给我配备了一架尼康FM-2型照相机。
我读大学时摄影课有三个学期，掌握了新闻摄影和暗房技术基本要领，但从没有使用过这款经典相机。我爱不释手，带着它跑遍了半个中国，1998年还跑到了欧洲8国（德法意奥比荷卢梵蒂冈），发表了不少图片新闻。
3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架相机还保留在我手里，连机身上的合格证贴纸都完好无损。
一架心仪相机在手，再现了我儿时心目中的记者形象：头戴鸭舌帽，身穿记者服，肩挎照相机，“无冕之王”走天下，好不潇洒。
想起上大学时老师说过的一句话：有女莫嫁记者郎，一年四季守空房……补充一句，当时全国盛行定制职业装，中国记协曾组织记者职业装设计大讨论，虽然其说不一，但有个意见非常一致，就是记者服的里外口袋一定要多，记录笔、采访本、记者证、手机、录音机、照相机必须随身携带，艰苦危险环境下，还要带上水和干粮。
那时记者证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里面附有政府机构颁发的便利记者采访的相关文件摘录，包括购买车船票优先等，很多部门都很买账。我多次乘坐火车到外地采访，拿着站台票上车补票，列车长知道有记者来，主动邀请我到餐车就餐、到列车员卧铺区休息。
到企业采访，对方领导大多都是远接高迎，有时还会给点儿“车马费”“误餐费”之类，如果是采访批评报道，对方至少表面上也是敬畏三分的（"有偿新闻""有偿不闻""防火防盗防记者"现象应该就是源自那个时候吧，所谓"新闻民工"那是后来的事了）。
那时记者受到被采访对象的尊重和欢迎是有原因的。经济消息报当时有一个口号：“报上服务与报下服务相结合”，我们不单单采访新闻发布消息，我们还充分发挥媒体的信息优势和智力优势，为企业经营出谋划策排忧解难。这样的例子很多，当时天津宝坻县有一家乡镇企业生产衬衫，一度远近闻名，后来经营上出现了问题，我和几位同行朋友多次去给他们诊断把脉，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与企业家成了好朋友。
在记者站工作期间，我还同时受聘于天津日报做特约记者，在外地新闻部有董建津主任等一帮哥们儿帮我，一些到外地采访的差事都交由我完成。内蒙古那达慕节、吉林雾凇冰雪节、大连国际服装节、亚洲业余拳击赛……全国各地到处跑，发表了不少消息通讯图片新闻。
有一段时间，我还到经济日报天津记者站协助工作，与站长卢盘卿好友一道外出采访，联名在经济日报上发稿，好不惬意。那个时候做记者很来劲，白天晚上闲不住。
今晚报创刊初期，我主动申请到夜间记者站值班，那是一个舆论监督性质的栏目，每天晚上9点到岗，或接待来访或接听报料电话，遇到有价值的线索无论几点立即出发。
当时今晚报记者顾建新有一辆旧吉普车，没有空调，大冬天我们穿上军大衣出现场，冻得浑身发抖。虽然只是发了一些豆腐块消息，但我找到了做记者的感觉，乐此不疲。
从1986年开始我做兼职记者10余年，累计发表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等新闻作品一百多万字，还有不少图片新闻。1992年被评为天津日报优秀通讯员，1994年经济消息报天津记者站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发的“宣传天津先进集体”奖，我本人获得“宣传天津先进个人”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还获得过省级新闻作品一等奖。那是一次对天津老字号“冠生园”食品公司的特别采访。说特别，是因为这一新闻事件的发生与我的参与策划有关。
有一段时间，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商业伦理问题非常突出，一些工商企业不讲诚信引发社会不满。在此背景下我得到了冠生园这一新闻线索，觉得很有新闻价值。
如何使这些看上去的平凡小事引发社会反响，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新闻由头，于是我们想到了“丑闻”发布会这一形式。经济消息报以“天津‘冠生园’自动召开丑闻发布会”为题，刊发了消息（见经济消息报1989年5月5日一版），果然效果不错。没过几天，人民日报旗下非常火爆的市场报再次予以报道（见市场报1989年5月25日一版），并加了“编后”为消息增色。
就是这篇消息荣获河北省1989年度好作品一等奖，我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闻策划”这一专题时就用到了这一案例。
做记者那些年，我有一个切身体会，就是天津市领导对我们驻津新闻单位非常重视。一个典型例子就是 “中央及外地驻津记者联谊会”（后更名为中央驻津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成立，这是在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同志支持下正式注册的社团组织，在全国没有先例。
联谊会于1988年7月7日成立，李瑞环同志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利用联谊会的形式把中央及外地驻津记者组织起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组成时，我有幸忝列副秘书长、学术部部长，经常参加联谊会组织的市内外集体采访活动。
1988年7月7日“中央及外地驻津记者联谊会
联谊会还组织一年一度由知名企业赞助的"华夏第一屏""王朝杯"好新闻好论文好信息评奖，本人多次获奖。每年召开一次总结颁奖大会，有80余家驻津新闻单位约150人参加，影响很大。
驻津记者联谊会成员在承德参观交流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与我们联系非常紧密，工作上经常沟通。我们还主动向市领导报告记者站工作并寄赠报纸。1988年12月20日，我们给时任天津市市长张立昌同志写信，内容如下：
2018年纪念入学40周年重回母校
2020年7月3日 写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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